1986年以来，越南实行革新政策（Doi Moi），经济在近30年的时间里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超过7%，但同时全国严重的系统性腐败威胁着共产党的执政。这就是当改革政策朝着维护共产党政权、通过经济向市场转型促进增长的方向进行时，令领导层“头疼”的悖论。
滥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腐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每个国家的普遍问题，经济上的腐败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政治上的腐败破坏治理机制。也就是说，贪污腐败、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起抑制经济增长、贫富分化、贫困陷阱和投资风险互有相连。 然而，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实却呈现出一个悖论：尽管腐败问题普遍存在，但经济仍持续增长吗？
这种悖论反映了私营企业与政权之间复杂的“双赢”关系。企业需要鼓励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权需要增长来确保其合法性。共党公有制及其国有国有企业逐渐失去了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无法适应自由化、私有化和股份化的政策而导致经营亏损，以及经济政策的错误也导致国有企业接连破产，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代初期，越南Vinashin海事工业集团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严重的亏损。私营企业逐渐取而代之，当市场要求大大小小个体工商户的民营企业都向政府官员索要“特权”时，营商环境、法律制度、政策执行却显得过于“紧缩”。
开放的经营环境使得私营企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盛行，这种关系实质上被称为裙带资本。共产党政权被迫与资本主义“交好”。 这是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金融家更加熟练地操纵政权，利用论坛或做慈善工作的机会，建立信誉并与各级官员建立深厚的关系，通过贿赂“分享”利润。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很便利”地做生意。 最近上诉审理的越南国际进步公司（AIC集团）案件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意识形态及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迟早会爆发，腐败贪官权力的内在风险威胁着集权政权的生存。众所周知，2010年代初的越南“法庭”是党的团结破裂，发展成两派的最明显表现。直接管理经济得政府被认为是腐败的根源。体制不稳定、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波动下行。
我想提一下密歇根大学Yuen Yuen Ang博士的书《中国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腐败猖獗的悖论》，200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本研究概括了中国腐败的四种形式。 一、盗窃：政治精英贪污或挪用大量公款； 二、小偷小摸：盗窃、滥用公款或者向低级官员勒索钱财的行为；第三，“贿赂”：企业或公民向官员支付小额贿赂，以克服法律和制度障碍；第四，获取金钱：商界向特权官员“回扣”的“奖励”。作者指出，自2012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试图通过“打老虎、打苍蝇”的运动来反腐败，但只有前三种腐败是成功的，而第四种，用钱接近官员仍然屡见不鲜。习近平被迫重建旧的极权主义模式，其政策不仅在压制自由，同时在政治体系中重组干部，而且还镇压像阿里巴巴这样“无组织”的资本家，其政策在社会上也扼杀了民主及经济增长。
洪元元博士在这项研究中证明，上述悖论在中国也不例外，甚至与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有相似之处：新兴富人与政府相互勾结导致财富不平等，最终这种腐败的内在风险引发了1893年的危机，迫使美国进行改革并实现进步时代（1890-1920）。 显然，书中传达的信息不仅提供了对腐败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在缺乏必要的突破性解决方案来打击腐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机。
作为一个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与中国相似的国家，2012年越南在成立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即使在动荡的十年里，也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由于中央集权性质，腐败是由绝对权力的腐败造成的，反腐败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越南面临着促进增长和反腐败的双重挑战，引起政权领导人和公众的“担忧”，质疑反腐败的前景和有效性，腐败不杜绝，政权如何维持？
